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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军事贵族集团的起源——西魏八大柱国
古代中国的魏晋时期有过许多政治贵族，几乎垄断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到了南北朝时期，曾经风光无限的东晋门阀世族们，随着东晋的灭亡，刘宋的兴起而逐渐衰败，王谢庾桓这些响当当的贵姓也已经不复当年，眼看中国贵族的黄金时代就要结束，这时，一个新兴的贵族集团横空出世，一飞冲天，延续了中国贵族时代的寿命，并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这就是纵横中国近二百年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他起源于代北武川，初建于关中，共创造出四个王朝，分别是西魏，北周，隋，唐，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迹，并将中国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其发端便是成盛极一时的西魏八大柱国。
八柱国家，分别为：宇文泰(李世民外曾祖父)，元欣，李虎（李渊祖父），李弼（李密曾祖父），赵贵，于谨，独孤信（杨坚岳父，李渊外祖父），侯莫陈崇。他们创造了西魏，北周，隋，唐四个朝代辉煌的历史。唐朝史书曰：“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当时荣盛，莫与为比。”
其中，宇文泰首创府兵制，虽说是柱国之首，但是最高统帅地位早已超然。西魏宗室广陵王元氏则是因地位尊崇而挂名，实际上是为六柱国，正合周礼治六军之意。六柱国，各督二个大将军，所以有十二大将军了。每个大将军督两个开府，每个开府各领一军，共24军，这就是府兵的系统了。
府兵制由宇文泰首创，初唐时完善，高宗武后时衰落，玄宗时被彻底破坏。而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北朝隋唐曾盛极一时，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之系统及阶级。而太宗时期，权力渐衰，与新兴的山东豪杰颇有争斗。而长孙无忌出任顾命大臣，是关陇集团最后的闪光，武后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辞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其身而告完成。
根据陈寅恪先生的说法，此集团有两大特征：
1.“融治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
2.此集团中人“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
故此，研究初唐史，有必要对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发端——西魏八柱国家有所了解。
柱国，原意是北魏的柱国大将军这一称号，始封于尔朱荣，尔朱荣败亡后被废置，到宇文泰再兴东魏时又重新设立。在西魏大统十六年以前柱国大将军这一称号共封给八个人，分别是：宇文泰、元欣、李虎、李弼、于谨、独孤信、赵贵、侯莫陈崇，当时号称“八柱国家”，其中宇文泰总领诸军，而元欣为西魏皇族，兵权受到限制，剩下的六人每人统领两名大将军，即为府兵中的“十二大将军”。在这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中，产生了从西魏到北周再到隋，直至唐初的新一代门阀贵族，而这几个时代的皇室后族大多都出自这些家族——宇文泰子孙为北周皇族，李虎子孙为唐朝皇族，大将军杨忠子孙为隋朝皇族，北周历代皇后多在这些家族中产生，隋文帝的皇后与唐高祖李渊之母都出自八柱国里的独孤信。而这些家族后来的盛况，都源于在南北朝最后的乱世中这些名将的丰功伟绩。
八柱国之宇文泰家族：
宇文泰是南北朝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北周太祖文皇帝(死后追谥)，他所创建的功业深深的影响到了他以后的中国数百年的历史走向，他生于乱世，养成了冷静沉稳，豁达大度的性格，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几乎是以非常理智的方式治理国家，他不尚虚饰，崇尚简朴，这与南北朝众多荒淫放荡的统治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这种执政风格也被后来的周武帝，隋文帝所继承。在数十年的军事政治生涯中，他勤修内政，建树颇多，首创的府兵制，后世沿袭近二百年，向称良法，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影响，可以从隋唐的军事体制中找到，复古为今的六官制，也成为后世六部制的蓝本，是从秦汉以来的三公九卿制演变为隋唐三省六部制的转折点，中国的行政体制由此又更加完善成熟。他率先废除了流行千年的宫刑，结束了这一不人道刑罚的历史，在与东魏，南梁的三国鼎立过程中，纵横捭阖，攻城拓地，先后袭取了南梁的襄樊、巴蜀和江陵，大大扩展了西魏版图，使西魏在军事政治斗争中逐渐转弱为强，为北周统一北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功业若此，盛矣哉！
做为能与高欢抗衡的一世之英雄豪杰，可以说西魏北周的辉煌都出自他的手中，虽说他与另外七人并称八柱国，但实际上他是府兵乃至整个西魏的真正领导者。他先后做过西魏的丞相、太师、大冢宰，独裁军国大政.宇文氏在这一时期内也是人才辈出，除了后来独掌大权的宇文护和英明神武的周武帝宇文邕外，在十二大将军中也有宇文泰一族两人：宇文导与宇文贵。虽然最后宇文氏的北周为隋所灭，而后又代隋以唐，但宇文氏一族早就与杨氏李氏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当年的并肩共患难，或是后来的联姻，以至宇文氏后来虽经隋文帝大量捕杀，但仍有旁支以高门大族的形式繁盛不已，其中有许多人也继续担任显贵，如隋朝的宇文庆，宇文述，宇文化及，宇文恺，唐朝的宇文士及等。宇文泰及其子孙较为宽仁，在篡西魏之后并不是像历代那样杀尽先朝的皇族，反而与之以高官后禄，这种宽仁的风格也为隋特别是为唐所沿习，而宇文氏因此在后来被保存下来，可以说也是福报吧。
八柱国之赵贵家族：
赵贵字元贵，天水南安人，在战乱中逃亡到中山，被逼加入葛荣军，葛荣战败后投入尔朱荣麾下，后又跟随贺拔岳平定关中，以军功做到了镇北将军。侯莫陈悦杀死贺拔岳之后，赵贵诈降于侯莫陈崇，骗取其信任后为贺拔岳收尸，随后出奔平凉，拥立宇文泰为主帅。平定关中后赵贵又参加了宇文泰与高欢在河桥、玉璧、邙山的激战，而后在广武大败柔然，斩首数千。“寻拜柱国大将军，”“孝闵帝践阼，迁太傅、大冢宰，进封楚国公，邑万户。”宇文泰死后，宇文护辅政，而赵贵自认为当年于宇文泰平起平坐，而今却要居于宇文护之下，甚为不平，于是与独孤信密谋杀掉宇文护，但在即将动手之前被独孤信制止，随后为开府宇文盛告发，赵贵因此被宇文护诛杀。赵贵初期以德智而成其功名。
八柱国之元欣家族：
元欣字庆乐，其父为魏献文帝之子广陵王元羽，其弟为西魏节闵帝元恭，是地地道道的魏国皇室近支。元欣为人粗鲁率直，素以飞鹰走狗为乐，并不见得有什么大才，但当魏孝武帝为高氏所迫出逃关中投靠宇文泰时，元欣率先响应，这一步好棋给他带来了后半生的煊赫荣华，一下子成为西魏皇室诸王之首。“为大宗伯，进大冢宰、中军大都督。大统中，为柱国大将军、太傅。”。“后拜司徒。恭帝初，迁大丞相。”这一系列高位使他表面上几乎可与宇文泰平起平座，而这种封赏，大概是宇文泰认为他粗鲁率直没有野心才给予的。事实上，他在长安大置产业，特别爱好园艺，以至当时长安的好果子都是出自他的园中，他对宇文泰也表现得毕恭毕敬，而推荐的人也都是无能之辈。这样一个皇室首席亲王，对宇文泰当然是没有任何威胁的，他能成为八柱国之一并且后半生享乐而终，可以说是憨人有憨福了。十二大将军里也有元氏三人：广平王元赞、淮安王元育、齐王元廓。总体来看，从西魏到北周，一方面，元氏诸王甘于置身宇文泰之下，甚至是被篡位也没作出多大反抗，另一方面，元氏与宇文氏频繁通婚，所以到了北周，元氏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更加繁盛；而后，大将军元胄在隋篡周的过程中为杨坚立下大功；到了唐朝，元氏与崔、裴、卢三家并称四大宰相门第，更见其盛。
八柱国之李弼家族：
李弼字景和，辽东襄平人，为人沉稳，有远见豪气，而且膂力过人。最初投于尔朱天光麾下，后来跟随贺拔岳，在讨伐赤水蜀、万俟丑奴、万俟道洛、王庆云的战斗中树立了骁勇之名。后来属侯莫陈悦，当宇文泰与侯莫陈悦争夺关中霸权之时，李弼的率众投奔宇文泰决定了宇文的胜利。而后李弼作为宇文泰的大将经历了平定关中、抗击高氏的诸次战役，特别是在宇文泰与高欢的沙苑大战中，当宇文泰的左军遭敌强攻之时，李弼果断的领轻骑向敌突击，将敌军横截为三段，由此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大统]十四年，北稽胡反，弼讨平之。迁太保，加柱国大将军。”李弼以将略见长，其大将风度在八柱国中鲜有能及。因为上述功劳，他在八柱国中的地位也首屈一指，到了北周之时与于谨并为元老，死后被追封魏国公。李弼之弟李丂也是北周名将，虽不过五尺，但骁勇过人，一度让宇文泰大为叹服，后成为大将军。李弼后代在周为魏国公，在隋世袭蒲山公，其次子李曜之孙就是在隋末乱时间纵横一时的枭雄自称蒲山公的李密。
八柱国之于谨家族：
于谨字思敬，河南洛阳人，早年以才名著称一时。与其它人不大相同的是于谨出身于北魏正规军，在镇压边镇大暴动出谋画策，立下大功，被魏帝封为积射将军，后一度位至北魏征北大将军，但他在尔朱天光与高欢之争中站在尔朱一边，不久尔朱大败，于谨逃入关中，向宇文泰献称霸关中之策。随后，于谨跟随宇文泰参加了诸次战役，并带领大将军杨忠攻下了梁都江陵。“俄拜司空，增邑四百户。十五年，进位柱国大将军。”宇文泰死后，宇文护受命辅政，而于谨在大多数人迟疑之际，说服大家服从宇文护的权威，化解了分裂倾向。后来北周尊三老，于谨即为三老之一，可见其威望之高。总的来看，于谨在八柱国中以谋略为优，凡宇文泰以后大方向战略的制定都有于谨的参与，而于谨也是以其谋略保自身功名在数次换主时不失。于谨诸子在周隋间皆位重一时，而又以于翼为最，其地位在北周与于谨类似，周武帝继位前于翼甚至受先帝托孤，周武帝灭齐时于翼领一军独当一面，灭齐后又主持了长城的修补。最后在杨坚代周之时，于翼与李穆一样起到了影响全局的作用，因而于氏在于谨死后历周隋两朝更显其盛。
八柱国之侯莫陈崇家族：
侯莫陈崇字尚乐，代郡武川人，其祖先出自鲜卑别部。自十五岁起侯莫陈崇便随贺拔岳征讨葛荣、邢杲、元颢，在征讨万俟丑奴时，侯莫陈崇单骑冲入敌阵，于马上生擒万俟丑奴，因功被封安北将军。贺拔岳死后侯莫陈崇归入宇文泰麾下，随后“三年，从擒窦泰，复弘农，破沙苑，增邑二千户。四年，从战河桥，崇功居多。七年，稽胡反，崇率僸讨平之。”“十五年，进位柱国大将军，转少傅。孝闵帝践阼，进封梁国公，邑万户，加太保。历大宗伯、大司徒”，在宇文护掌权时因说出晋公宇文护必死之言被勒令自尽。侯莫陈崇三子皆为周将，而其兄侯莫陈顺更是十二大将军之一。侯莫陈崇一族以武猛而享威名，故能成一时之盛，而陈崇最终以言语鲁莽丧身，乃是脱不了轻率之道，一世英名也转眼云散，足以让人叹息。
八柱国之独孤信家族：
中国历史上有三位独孤皇后，她们是:北周明敬皇后(独孤信长女，与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成婚，宇文毓即北周明帝)，隋文献皇后(独孤信第七女，与隋文帝杨坚成婚)，唐元贞皇后(独孤信第四女，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她们系同父所生，这在历史上实属罕见，也只有民国宋氏三姐妹勉强可以与之一比，独孤信，出自云中的鲜卑别部，本名独孤如愿，少年时风度过人，任勇好侠，后投入葛荣帐下。独孤信在军中对着装修饰都非常重视，打扮不同于一般人，因此他又被人称作“独孤郎”。葛荣败亡后独孤信跟随尔朱荣征战各方，因功升至武威将军，甚得魏孝武帝看重。魏孝武帝入关之时，独孤信辞别家人单骑追上魏帝相随，成为一时间美谈。而独孤信与宇文泰又是同乡，自小就十分友善，故入关之后甚见重用。后来独孤信与杨忠攻下了东魏的荆州，随后东魏高敖曹以大军来攻，独孤信不敌，奔入南朝梁，三年后才回归西魏，其忠心如一得到了梁武帝称赞。“十四年，进位柱国大将军。”后来赵贵谋反事泄，独孤信受到连带，为宇文护所逼，自尽。独孤信一生都以德信著称，尽管战事非其所长，但凭其德信树立的威望，既使是偶有战败，也不损其名，他的功劳也多在安抚各方，深得民心，在陇右、荆襄地区都享有很高的声望，宇文泰因此命他将名字由“如愿”改为“信”。独孤信死后也因此常为时人所怀念，加之北周的两个皇后和隋文帝的皇后及李渊之母都是独孤信的女儿，因此他的名誉随后就得到了恢复。
八柱国之李虎家族：
李虎为陇西成纪人，其祖先为晋末的凉武昭王，后为北魏所灭。李虎本人为宇文泰手下大将，后被封为柱国大将军，太尉，尚书左仆射，陇右行台，少师，大都督，陇西郡公。李虎于周篡魏之前去世，其子李炳也随后早逝，由时年七岁的李渊袭爵。李渊之母与后来的隋文帝杨坚之妻为姐妹，都是八柱国之一独孤信的女儿，因此李渊深为其姨母即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所喜爱，而且又与隋炀帝为表兄弟，故李渊一族在隋朝的显赫更盛于周，这也为后来李氏建立唐朝打下了基础。十二大将军中的阳平公李远同样也出身于陇西成纪李氏，不过这一支与李虎的一支关系较远。李远与其兄李贤并为周初大将军，李远在后来也被封为柱国大将军，不过较之早已成名的“八柱国家”晚了许多。另外还有一位名将李穆据言也出自陇西李家，其人最初为宇文泰手下小将，声望远不及前述诸人，但长寿确过之，凭着多年积功，在周末时已位居大将军镇守一方，杨坚攻灭尉迟迥篡周时李穆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到了隋更加显赫，隋末炀帝听信方士的“当有李氏应为天子”这一谶语而尽诛李穆子孙。
八柱国中赵贵成立宇文泰之功，元欣佐宇文泰以皇室之威，李虎以战立名，李弼将略能军，于谨以谋辅事，侯莫陈崇以勇纵横，独孤信以德抚民，正是由于这些人各显其才于宇文泰之下，才铸就了宇文泰及北周的辉煌。这些人能团结于宇文泰周围，也更显出宇文泰乃是英雄中的英雄。
另外，十二大将军具体为元育、元赞、元廓、宇文导(宇文泰侄儿)、宇文贵、李远、达奚武、侯莫陈顺、杨忠(隋文帝杨坚之父)、豆卢宁、贺兰祥(宇文泰外甥)、王雄，皆世之名将，此外另有王思政，王罴，蔡佑，耿豪等名将，其详细事迹不再一一列述，关陇集团中，其它后起将才如宇文宪(宇文泰第五子)、尉迟迥(宇文泰外甥)、韦孝宽、长孙晟(唐朝长孙皇后之父)、贺若弼、韩擒虎、李世民(宇文泰曾外孙)、李靖(韩擒虎外甥)、侯君集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名将，这么多丰富的人才，乃是北周统一北方，以至隋唐统一全国的基础。
隋唐五代时期战争综述(1)
北周大定元年(581年)，文帝杨坚代周建隋之初，南有陈朝，北有突厥，东北有高丽，西北有吐谷浑，在战略上处于被包围态势。他们不时攻掠隋边，有的还与隋内部反对势力结合，形势较为严峻。文帝为巩固政权，打破包围，并进而统一全国，采取“内绥外御”的战略总方针，企图先灭陈朝，再攻突厥。但因突厥实力强大，又有奚、契丹等族相助，不仅联合原北齐营州剌史高宝宁攻占临渝镇(今山海关)，而且出军40万大举攻隋，严重威胁北方，文帝被迫改取南和北战、先北后南的战略，并采纳奉车都尉长孙晟的建议，“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隋书》卷5“长孙览传附长孙晟传》)，首先对付突厥。开皇三年(583年)，派出重兵，分路反击，大败突厥军)，促其内部矛盾激化，分裂为东西两部，使其各可汗间相互攻战不已。随后用兵江南，采纳尚书左仆射高颎等人建策，积极进行灭陈准备。八年十二月，集中水陆军50余万，以陈都建康(今南京)为中心，长江下游为重点，分兵8路进攻，次年正月灭陈，取得了中国战争吏上第二次大规模渡江作战的胜利，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270余年南北对峙分裂的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尔后，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实行征抚兼用之策，以维护统一，安定边疆。十九、二十年和仁寿元年(601年)，隋几次出兵击败犯边的突厥军，突厥各部先后归服于隋。高丽入据辽东后，一直与南朝保持联系。陈朝曾任高丽王为宁东将军。高丽这种“越境外交”，对隋构成潜在威胁，而陈的灭亡，又使高丽增强对隋的敌意和戒备，双方矛盾渐趋对抗。十八年，高丽进攻辽西，文帝遂发水陆军30万分路反攻。但因“馈运不继，六军乏食”(《隋书》卷81《高丽传》)及舰队遭遇大风，无功而还。
炀帝杨广继位后，先遣左仆射杨素平定汉王杨谅的反叛，继于大业五年(609年)始，又出兵击败攻掠隋边的吐谷浑，并在其故地置郡屯田，以经略西域。为打击高丽，收复辽东旧地，炀帝营建东都洛阳(今属河南)和开凿南北大运河，以便于控制江南和进行军运。八年至十年(612—614年)，征发数百万人，三次大规模东征高丽，均未获胜。难以承受的徭役兵役，终于导致自山东、河北地区爆发而扩展至全国的农民大起义。起义军在斗争中由分散走向集中，不断发展壮大。至十二年后，已形成河南李密的瓦岗军、河北的窦建德军、江淮地区的杜伏威军等三支强大的武装力量。隋王朝终被推翻。
当隋朝即将覆灭之际，太原留守李渊乘群雄竟起、关中空虚之机，于十三年五月在晋阳(今太原西南)起兵，北和突厥，南结李密，打着尊隋旗号，进军关中，十一月攻占长安(今西安)。次年五月称帝建唐，是为高祖。他采取巩固关中，“据险养威”，然后东出决战中原、南下平定江南的战略，展开长达7年的统一战争)。在李世民、李靖等将帅的卓越领导下，历经浅水原之战、柏壁之战、洛阳、虎牢之战、唐平萧铣之战、洺水之战、唐灭辅公祏之战等一系列重大作战，先后击灭薛仁杲、李轨、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肖铣、刘黑闼、辅公祏等各种反唐势力。至武德七年(624年)，除割据朔方(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的梁师都外，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九年，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登帝位，是为太宗。由于东突厥屡犯唐境，一度深入至渭水之北，直接威胁长安，太宗遂积极进行北灭突厥的准备。贞观三年(629年)遣兵部尚书李靖等率军反击，至四年二月，大破突厥军。北方各族纷纷归附，尊李世民为“天可汗”。随后，为恢复对西域的统治，于九年派特进李靖率军以远程奔袭击降吐谷浑，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十四年灭高昌，置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庭州(治今吉木萨尔北)，并于交河城(今吐鲁番西北)设安西都护府。十八年平定焉耆(今焉耆西南)，二十二年平定龟兹(今库车)，西域各族纷纷归唐。遂将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并置龟兹、于阗(今和田县境)、碎叶(今吉尔吉斯伏龙芝北)、疏勒(今喀什)四镇，辖于都护府，称安西四镇，用以控制西境，保护商路。在此期间，高丽与百济连兵进攻新罗。太宗应新罗之请，于十八、十九年间率水陆大军，亲征高丽，攻占辽东大部州县。后久攻安市(今辽宁海城东南营城子)不下而退兵。时北方薛延陀渐强，屡攻归唐的突厥各部，威胁北疆。太宗遂于二十年派特进李勣等率军击灭薛延陀。其余众及所部铁勒、回纥10余部内附。唐于其故地置6府7州，北方悉定。高宗李治继位后，首先加强对天山以北地区的统治，于显庆二年(657年)遣左屯卫将军苏定方率军击灭反唐的西突厥，置濛池、崐陵二都护府，分统其地。尔后将打击目标转向高丽，并改变战略，在高丽后方寻求进攻基地，使其腹背受敌、两面作战。五年派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军l0万，击灭百济，分其地置5都督府，以经略高丽。乾封元年(666年)，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军攻高丽，总章元年(668年)克平壤(今属朝鲜)，置安东都护府统之。后因高丽反抗，吐蕃攻扰，唐廷把安东都护府迁于辽东，将兵力转用西部。高丽故地遂为新罗夺取。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各部后，日渐强盛)。贞观八年(634年)曾进攻松州(治今四川松潘)，十二年被唐军击败。后唐以文成公主嫁于松赞干布，唐蕃关系密切。高宗时，为争夺吐谷浑，双方于咸亨元年(670年)激战于大非川(今青海共和西南，唐军先胜后败，吐谷浑故地落入吐蕃之手。吐蕃进而攻占西域18州，唐被迫撤回安西四镇唐军。从此，唐连年遭到吐蕃攻扰。皇后武则天执政时期，边境战斗增多，主要是与突厥和吐蕃作战，奚及契丹亦不时攻掠边地。唐虽曾收复安西四镇，并一度击败契丹、奚，但时胜时败，直至玄宗李隆基即位时，边患仍然未除。东北之契丹、奚占据营州(治今辽宁朝阳)；东突厥不时攻掠，或支持契丹、奚反唐；突骑施取代西突厥，依吐蕃之强弱时反时降；吐蕃仍不断向外扩张，直接威胁唐陇右(约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和黄河以东一带)、河西(今甘肃、青海黄河以西)、安西(今甘肃安西以西)重地，欲与唐争夺西域。在此严峻形势下，玄宗决定对北方的突厥、契丹、奚及突骑施等，暂取守势作战，伺机击歼，并辅以有力的政治争取；而对威胁最大又最强的吐蕃，则采取攻势作战，集中主要兵力，实施连续进攻。为此，玄宗在发展经济、严禁奢靡、改善交通、置仓储粮之同时，整军经武，发展马政，调整部署，组织出兵，为巩固边疆进行了艰苦的长期战争。自开元二年(714年)至天宝十四载(755年)，在陇右、河西、安西和剑南(治益州，今成都)各战场，屡次大败吐蕃，给其以沉重打击，并击灭了突骑施。突厥各部亦不断归服，天宝四载被回纥击灭后，其余部多内附于唐。在此期间，云南洱海地区的南诏起兵反唐，唐数次出征，均遭惨败，南诏遂与吐蕃联合，西南局势逐渐紧张。
隋唐五代时期战争综述(2)
隋(581—618年)、唐(618—907年)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继续发展和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时期。五代(907—960年)复又分裂。这时期的战争主要是：隋、唐、后周王朝的统一战争，与周边少数民族间的战争，平叛和削藩战争以及隋、唐末的农民起义战争。轻骑兵取代重甲骑兵。战略战术的运用更为成熟。少数民族优良战法与汉族传统战法相融合，使快速、突袭等机动战术有了明显发展。城池工程构筑和守城技术、战术均有提高和发展。府兵制的军事制度达于鼎盛。据史籍记载，这时期发明了火药，并开始应用于战争。
玄宗后期，朝政日趋腐败。均田制破坏，府兵制为募兵制所取代。又因边境战争频繁激烈，为巩固边疆而设置的边镇节度使逐渐增多，至天宝元年(742年)已有l0个，拥兵49万余，使唐初以来居中控外的兵力部署，变为内轻外重的局面。这为掌握一个地区的军、政、财权的节度使进行叛乱和割据提供了可能。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于天宝十四载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平安史之乱，历经玄宗、肃宗李亨、代宗李豫三代，七年又两个月，唐廷虽在战略指导上犯有错误，但在著名将帅李光弼、郭子仪、张巡等人的卓越指挥下，军民英勇抗击，终于取得平叛战争的胜利。安史之乱使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平叛后，唐廷无力消灭安史旧将，被迫委任他们为河朔三镇节度使。于是，“安史平而藩镇之祸方始”(《玉海-兵制》)。至德宗李适时，全国已有48个节度使。永泰元年(765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后为昭义)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等结盟抗唐，藩镇割据由此形成。以后各地节度使竞相效法，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为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从代宗始，历代皇帝大都企图削藩，除宪宗李纯取得削藩胜利，恢复暂短统一外，均因力量不是和政略、战略不当等而失败。随着唐王朝日趋衰落，割据势力愈演愈烈，直至唐亡。与此同时，唐廷与吐蕃、南诏的战争交炽进行。平安史之乱时，唐军主力由西北内调，吐蕃乘虚占据河西、陇右，并频繁东进。平叛刚结束，即攻占长安，代宗避难于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关内副元帅郭子仪收众4000余，以疑兵计，吓退吐蕃，收复长安。广德二年(764年)至永泰元年，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举兵反唐，先后两次引吐蕃、回纥大军进逼奉天(今陕西乾县)、泾阳(今属陕西)等地。郭子仪率军反击，又说服回纥反戈与唐合击，大破吐蕃，稳住了关中局势。大历年间(766—779年)，唐将浑瑊、李晟等多次率军击败吐蕃对陇右、关中、剑南西川的攻掠。贞元年间(785-805年)，吐蕃大举进攻西北、西南两地区。大相尚结赞领兵攻掠陇右后，转兵安西，攻占北庭都护府，从此唐通安西之路阻绝；而剑南节度使韦皋奉命招抚南诏，以分吐蕃之势，集中兵力反击，不断重创吐蕃，尽复儁州(治今四川西昌)等地，并出兵深入其境内，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贞元九年(793年)，南诏归唐。宪宗时，唐蕃关系有所改善，但自元和十三年(818年)起，吐蕃又频繁攻掠，多为唐军击败。长庆元年(821年)吐蕃请和，双方会盟于长安城西，相约“屏去兵革”，“暴掠不作”(《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下)。大中五年(851年)，沙州人张义潮收复西北11州，吐蕃从此不振。后来，南诏攻西川，袭安南，占播州(治今贵州遵义)，成为唐主要边患。安南部护、西川节度使高骈等率军破之。唐和南诏于中和年间(881—885年)，恢复通好。唐末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其中以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人王仙芝、冤句(今山东菏泽西)人黄巢领导的起义军实力最强。尤其黄巢起义军自乾符二年(875年)至广明元年(880年)，历经转战中原、进军江南、北伐夺取长安，建立大齐政权，达到全盛。后在唐军与沙陀骑兵联合反攻下，退出长安，再犯战略错误，终于中和四年(884年)失败。唐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唐政权，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
唐天祐四年(907年)，梁王朱温(朱全忠)代唐称帝，建后梁。从此，历史进入政权更迭、分裂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战乱持续50余年，社会经济严重破坏。在此期间，契丹复盛，不断攻掠中原。后周显德元年(954年)，世宗柴荣即位后，在高平(今属山西)大败辽(契丹)与北汉联军。“自高平克捷之后，常训兵讲武，思混一天下”(《册府元龟》卷104)，遂整饰军纪，裁汰老弱，加强禁军，并制定了先取南唐江北之地，再攻契丹夺取幽燕(后唐节度使石敬瑭割让之燕云16州)，然后攻取北汉的方略，着力进行统一战争。但当其准备攻取幽州(治蓟，今北京城西南)时，却身染重病而班师。七年(960年)，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称帝建宋，后周亡。后周开创的新局面为尔后北宋统一奠定了基础。
从隋朝建立至后周灭亡的379年中，共发生较大的作战350余次。由于隋、唐是南北朝以来中国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经过长期交往和战争以及相互融合后建立的统一政权，王朝的将帅很多是少数民族人，作战时亦经常使用少数民族军队，因而，这时期的军制和战争兼有两种民族的特点。在战略战术运用上，亦较前有明显发展。在军制方面，吸取西魏、北周府兵制的优点，建立了新的府兵制：将军户编入民户，兵农合一，并规定军府有领兵之责而无调兵之权，兵部掌军令和军将除授但不能直接统兵，二者相互制约，军权集中于皇帝，对后世军制影响甚大。但到唐开元后，又实行募兵制。在军队建设方面，强调骑兵作用。虽然步兵在军队总数上居多，但以骑兵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兵种。因之不断加强马政，努力增殖战马。唐全盛时仅官马即有70余万匹。为充分发挥骑兵的快速机动能力，将重甲骑兵逐渐淘汰，基本上改为轻装骑兵。因江海作战增多，水军建设亦有较大发展。如多次进攻高丽，均有数万水军及数百艘海上战船实施渡海作战。除沿用楼船、连肪等战舰外，还发展了以轮形桨推进、航速较快的车船，发明了在水线下两舷上装有浮板(今之舭龙骨)以增强耐波性的海鹘船。各类战船已广泛采用横舱壁和水密舱，船舷亦装上巨木大概，战斗性能较前大为提高。唐朝前期军队的战斗编成，适应攻势战略及步骑协同作战的需要，按步兵、骑兵、突击队(跳虏)、机动队(奇兵)进行编组，重视远战能力，强调在冲锋距离外杀伤敌军，因而步兵除装备长枪、腰刀外，均持有弓、弩。突击队及机动队战时多为骑兵组成。军队的的基本战斗队形为便于突破的楔形队形。当遇山区及复杂地形不便展开时，创造了竖阵(纵队)，直接投入战斗，进一步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在国防战略方面，隋沿袭秦汉以来的守势战略，唐前期则改为攻势战略：对攻扰边境的各少数民族政权，采用攻略、征服手段达到巩固国防和安定边疆目的。但在具体实施时，则取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兼施的方针。在“离强合弱”、分化瓦解的同时，实行“爱之如一”、“绥之以德”的政策，淡化民族界限，大量任用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为宿卫将军或边州(羁縻州)长官，有的还妻以公主，以加强其向心力，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边疆少数民族的统辖问题。在战术运用上，强调积极进取，惯用机动战术，以骑兵的快速突然行动，进行突破、奇袭、追击，求得以少胜多和全歼，是这时期作战的突出特点。如虎牢之战，李世民率千骑，突破窦建德军阵，歼其5万，唐灭东突厥之战，李靖率骑兵1万，奇袭颉利可汗，歼东突厥军10余万；浅水原之战，李世民率2000骑追击宗罗喉军，迫使薛仁杲投降等。其他兵种亦力求运用这一战术。如唐平萧铣之战，李孝恭、李靖率水军乘三峡水涨袭击肖铣；蔡州之战，李愬率步兵雪夜奔袭吴元济等，均取得了胜利。强调步骑协同，并将“战贵其速”和“与之持久”(《卫公兵法》)的理论结合运用，亦是此时作战特点之一。以善使强弓劲弩、能攻能守的步兵正面交战，而以良马奔冲、适于机动、攻击的骑兵担任迂回、侧击等任务。当敌占优势时，以步兵与敌正面对峙，先取守势作战，俟敌疲惫时，再抓住战机投入骑兵，以迅猛之势向其弱点、要害处发动突击。浅水原之战、柏壁之战等，唐军均以此战术获胜。还出现了威力侦察及交互掩护撤退等新创战术。因城市战斗增多，城防工事构筑及城池防御战术均有发展。城内有重城，城外有羊马城。羊马城与护城河外还构筑了配置强弩用以反射的弩台，使防御纵深增大，稳定性和韧性大为提高。城池防御战术，亦强调积极进取，不断组织守城部队出击、反击。如张巡守雍丘(今河南杞县)，李光弼守太原等，均以反击挫败叛军。利用地道反击，也成为这时期的常用战法。
汉唐胡汉民族饮食文化交流
在长达1100余年的汉唐时期，胡汉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图景，也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生活模式的基础，在中华民族饮食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饮食生活习惯的形成，有其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各民族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及饮食原料的不同，各民族的饮食习惯就有明显的差异。《礼记-王制》中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从这段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生活在内地的华夏民族在饮食上有着区别于其它民族的特点，这些不同地区的饮食习俗都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具体表现。同时，这段记载还反映了一个民族的饮食习俗，是植根于该民族的自然环境和饮食原料之中的，受一定的经济状况所制约。
到汉唐时期，中国逐渐形成为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这就为各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便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内地与西域之间的饮食文化交流。西域的特产先后传入内地，大大丰富了内地民族的饮食文化生活；而内地民族精美的肴馔和烹饪技艺也逐渐西传，为当地人民所喜欢。各民族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创新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这一时期，西部和西北部少数民族还在和汉族杂居中慢慢习惯并接受耕作农业这一生产与生活方式，开始过上定居的农业生活，这显然与农业生产的效益要高于畜牧业成正相关；而内地的畜牧业也有较快的发展，这也得益于胡汉民族的频繁交流。这种变化也使胡族和汉族传统的饮食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食肉饮酪”开始成为汉唐时期整个北方和西北地区胡汉各族的共同饮食特色。
今天我们日常吃的蔬菜，大约有160多种。但在比较常见的百余种蔬菜中，汉地原产和从域外引入的大约各占一半。在汉唐时期，中原内地通过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流，引入了许多蔬菜和水果品种，如蔬菜有苜蓿、菠菜、芸苔、胡瓜、胡豆、胡蒜、胡荽等，水果有葡萄、扁桃、西瓜、安石榴等，调味品有胡椒、沙糖等。与此同时，西域的烹饪方法也传入中原，如乳酪、胡饼、羌煮貊炙、胡烧肉、胡羹、羊盘肠雌解法等都是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在汉代传入的诸种胡族食品到魏晋南北朝时，已逐渐在黄河流域普及开来，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其中尤以“羌煮貊炙”的烹饪方法最为典型。所谓“羌煮”即为煮或涮羊、鹿肉；“貊炙”类似于烤全羊，《释名》卷四“释饮食”中说：“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正是由于“羌煮貊炙”鲜嫩味美，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因而逐渐成为胡汉饮食文化交流的代名词。另一方面，汉族也不断向西域、周边少数民族输出中原的饮食文明。这其中既有产于中原的蔬菜、水果、茶叶，也有食品制作方法等。1992年在新疆吐鲁蕃发掘的唐墓中，就出土过一种梅花型带馅的点心，十分精致，还有饺子，这些食品的制作方法显然是从中原传过去的。
汉唐时期也是中国传统饮食方式逐渐发生变化的时期。东汉以后，胡床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它作为一种坐具，渐被普遍使用。由于坐胡床必须两脚垂地，这就改变了汉族传统跪坐的姿式。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家具新变化，到隋唐时期也走向高潮。这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床榻几案的高度继续增高；另一方面是新式的高足家具品种增多，椅子、桌子等都已开始使用。目前所知纪年明确的椅子形象，发现于西安唐玄宗时高力士哥哥高元王圭墓的墓室壁画中，时间为唐天宝十五年(756年)。在敦煌的唐代壁画中，还发现了四足直立的桌子，壁画形象地刻画了人们在桌上切割食物。到五代时，这些新出现的家具日趋定型，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看到各种桌、椅、屏风和大床等室内陈设，图中人物完全摆脱了席地而食的旧俗。桌椅出现以后，人们围坐一桌进餐也就是自然之事了，这对中原人席地跪坐的传统进食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冲击。
一般而言，饮食习俗是在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任何一个民族的饮食习俗也是这样，随着时代的变迁，总会不断出现缓慢、渐进的变化。在这里，新的饮食原料和烹饪方式就成为一种新变量，而新变量的出现既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关，又与对外文化的交流相联。唐代的饮食文化变迁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唐代外来饮食最多的是“胡食”，“胡食”是出自汉代人对从西域传入的食品的一种说法。胡食在汉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至唐最盛。《新唐书-舆服志》说：“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唐代的胡食品种很多，面食有餢飳、毕罗、胡饼等。餢飳是用油煎的面饼，慧琳《一切经音义》中说：“此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所以近代亦有此名。”毕罗一语源自波斯语，一般认为它是指一种以面粉作皮、包有馅心、经蒸或烤制而成的食品。唐代长安有许多经营毕罗的食店，有蟹黄毕罗、猪肝毕罗、羊肾毕罗等。胡饼即芝麻烧饼，中间夹以肉馅。卖胡饼的店摊十分普遍，据《资治通鉴-玄宗纪》记载，安史之乱，唐玄宗西逃至咸阳集贤宫时，正值中午，“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西域的名酒及其制作方法也在唐代传入中国，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记载，唐初就已将高昌的马乳葡萄及其酿酒法引入长安，唐太宗亲自监制，酿出八种色泽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歌咏葡萄酒的唐诗。唐代还从西域引进了蔗糖及其制糖工艺，使得中国古代饮食又平添了几分甜蜜，其意义不亚于葡萄酒酿法的引进。
唐朝与域外饮食文化的交流，一时间激起了巨大波澜，在长安和洛阳等都市内，人们的物质生活都有一种崇尚西域的风气。饮食风味、服饰装束都以西域各国为美，崇外成为一股不小的潮流。当时的长安，胡人开的酒店也较多，并伴有花枝招展的胡姬相陪，李白等文人学士常入这些酒店，唐诗中有不少诗篇提到这些酒店和胡姬。酒家胡与胡姬已成为唐代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域外文化使者们带来的各地饮食文化，如一股股清流，汇进了大唐饮食的海洋，正因为如此，唐代的饮食文化才能表现出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绚丽的色彩。饮食生活的开放，反过来也促进了社会的开放，唐代的长安就是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这说明，一个国家可依靠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态同化异质文化，而不会被异质文化所同化，文化的民族性也会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发展。
综上所述，在汉唐时期，由于胡汉民族长时期的杂处错居，在饮食生活中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并最终趋于融合，使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同时，胡汉民族的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也不是简单地照搬过程，而是结合了本民族的饮食特点对外来的饮食文化加以改造使之更适合于本民族。汉族接受胡族饮食时，往往渗进了汉族饮食文化的因素，如羊盘肠雌解法，用米、面作配料作糁，以姜、桂、橘皮作香料去掉膻腥以适合汉人的口味。而汉人饮食在胡人那里也被改头换面，如北魏鲜卑等民族嗜食寒具、环饼等汉族食品，为适合本民族的饮食习惯而以牛奶、羊奶和面，粉饼也要加到酪浆里面才肯食用。由此可见，尽管胡汉民族在饮食原料的使用上都在互相融合，但在制作方法上还是照顾到了本民族的饮食特点。这种吸收与改造极大地影响了唐代及其后世的饮食生活，使之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包罗众多民族特点的中华饮食文化体系。可以说，没有汉唐时期的胡汉饮食交流，中国后世的饮食文化将会苍白得多，胡汉各族的饮食生活也将会单调得多。同时，汉唐时期胡汉民族饮食原料交流与融合，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唐太宗李世民妻长孙皇后（附诸妃）
讲到大唐王朝，与“盛世”同时浮现在世人脑海中的，恐怕莫过于牡丹。牡丹又被称为花中之王，由此推之，贞观一朝，能称得上牡丹之名的女人，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的结发妻子文德皇后长孙氏。就牡丹的花王之称而言，王者之气，一定是比较出来的，而且能够与之比较的一定不会是寻常风骨，然而在这样的众香国里，无刺无香、原本扎根在峭壁苦岩间的牡丹却以一种最淡定的姿态胜出，最终成为国色天香的典范。
与牡丹的经历相同，长孙氏能够最后登上人间巅峰并流芳百世，是历经磨难苦砺之后的结果。而贞观之世的开创者李世民，也绝非寻常帝王男子，他所拥有的盛世群芳，也皆非凡品。然而长孙氏却象她的丈夫成为诸国诸帝王的首领“天可汗”那样，毫无疑义地成为群芳中的王者。这一切，不但使她成为世人景仰的绝顶人物，更使贞观后妃早已远去的身影格外引人遐思。
隋仁寿元年（公元601），隋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的继弦妻子高氏生下了一个女儿，她就是未来的唐太宗长孙皇后。长孙，是一个鲜卑姓氏，据说魏献文帝的三哥就是这个姓氏的源起之祖。原来是拓跋氏，由于位居宗室之长，改称长孙氏。从魏至周又到隋，尽管跨越了三个朝代，这个鲜卑皇室家族却一直传承不息，而且都爵尊禄厚。常言道：“三代才出一个贵族”，而一个天生的皇族经历了三朝仍然勋贵超然，这样的世家又该是怎样的一个传奇？这样家族的女孩儿该嫁给怎样的丈夫，怎样的男人才能与她相配？长孙小姐的姻缘，在她很年幼的时候就已经定了下来。而姻缘的缔定缘由，却非常久远，远到埋下种子的那时还没有她和她的丈夫——因为那颗种子落土之际，长孙小姐的未来婆母都还只是个孩子。长孙氏的婆母姓窦，谥称太穆皇后，是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与周武帝姐姐襄阳长公主的女儿。据说这位太穆皇后生来不凡，刚出娘胎头发就长过颈项，三岁时这头发就已经与她的身高一样长短了。周武帝对这位外甥女非常喜爱，自幼就将她养在宫中。
周武帝算得上一位志向远大的帝王，一心想要率领北周战胜北齐高氏，统一中原。然而在几场战役中，北周都败给了北齐。在北周与北齐的角力中，蒙古草原上的突厥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将这股力量牢牢地捆在自己的战车上，是北周与北齐共同的目标。而他们努力的方向都是一致的：联姻。当时的突厥可汗为木杆可汗，他的女儿不少，但未婚的小女儿阿史那才是北周与北齐争夺的目标。为了赢得这段婚姻，宇文氏和高氏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求婚拉锯战。木杆可汗则成为不折不扣的墙头草，一个女儿两头许，七颠八倒了五六年。在经历了固婚使团被囚禁、迎亲使团被扣押等等磨难之后，北周才好不容易在天和三年（公元568）三月最终赢得了求婚战的胜利，娶回了十八岁的阿史那，并尊为周武帝皇后。
可以想象，政治联姻再加上这样的求婚经历，周武帝对阿史那皇后有着怎样的抗拒情绪。于是，阿史那虽然年青美貌地位尊崇，周武帝对她的夫妻情份却是稀松平常，阿史那几乎成了北周宫廷里的一块活牌位。窦氏从小生活在周武帝的身边，对舅舅冷淡皇后的前因后果及现实情况都非常了解，她对舅舅夫妻失和的状态非常担心，劝周武帝说：“四边未静，突厥尚强，愿舅抑情抚慰，以苍生为念。但须突厥之助，则江南、关东不能为患矣！”算起来，这时窦氏恐怕还只有六七岁年纪，能有如此见解，顿时语惊四座。周武帝第一个正色以对，立即接纳小甥女的进谏，从此对阿史那态度大为转变。第二个感到震惊的人就是窦氏的父亲窦毅，他郑重其事地对妻子襄阳长公主提出要求：“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许人，当为求贤夫。”——经过广泛而苛刻的“比武招亲”，数不清的公子名士都被淘汰，最终“雀屏中选”的东床快婿也的非常人，乃是未来的唐高祖李渊。
当窦氏与李渊夫妇和谐、生儿育女地过着平静的贵族生活的同时，长安城里却有另一个人，一直对窦氏儿时那番惊人见解念念不忘。他就是开府仪同三司、平原公长孙光长子炽。长孙炽大约要算被窦氏那番见解震惊的名人中的第三位，也是震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位——从她儿时一直到她为人之母以后，他仍然期望能够与这位不同寻常的女子结为姻亲之好。——难道说长孙炽自儿时听到这段话之后，就已经开始仰慕窦氏了？也许射雀屏不中惨被淘汰的贵胄公子名单中就有长孙炽的一席之地。建议编剧们将这题材善加发挥利用。
可惜的是长孙炽的儿女似乎与窦氏的儿女婚龄不一致，当自己做亲家的想头没了指望之后，他开始在弟弟长孙晟身上做努力，当长孙晟的女儿渐渐成长，开始显现聪明美丽的资质之后，长孙炽便不失时机地劝导长孙晟了：“（窦氏）此明睿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图婚。”长孙晟听了哥哥的建议非常动心，为了不致于使最佳女婿走宝，他干脆来了个倒提亲，向李家求婚。最终，这段婚事落在了窦氏的二儿子李世民身上。因此，这段联姻，长孙炽应记首功。长孙氏的闺名是什么，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正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而据《观世音经信笺注》中所载，长孙氏小字“观音婢”。（想起了隋文帝皇后独孤伽罗，也是鲜卑后人，也是一个带着浓厚佛家意味的名字）。据说，观音东至中原之后，由男身变为女身，与两位皇后极有关系。然而，刚定下终身大事的长孙小姐生活得并不如意。公元609年，五十八岁的一代名将长孙晟因病去世，年方八岁的小长孙氏失去了父亲，也失去了最初的依靠。
父亲的辞世，对于年幼的长孙氏来说是非常惨痛的经历。因为长孙晟尸骨未寒，前妻之子长孙安业就立即摆出一副新任当家人的架势，毫无顾虑地将继母和异母弟妹赶出了家门。——长孙晟似乎儿女众多，隋书所载的就有长孙行布（这个战死了）与长孙桓安，唐书又添上了长孙安业和长孙安世。长孙晟前面的婚姻状况是很难查找的了，史书只详细说明了他的最后一次正式婚姻：这被赶出家门的最后一位长孙晟夫人就是扬州刺史高敬德的女儿，和她一起被迫离开将军府的还有她一双年幼的儿女，未来的大唐宰相与大唐皇后。幸好，高氏还有不俗的出身，在遭到继子的冷遇之后，她带着儿女投奔了自己的娘家。长孙氏跟随着母亲，在舅舅高士廉的身边继续度过她的闺阁岁月，直到十三岁出嫁为止。高士廉对长孙兄妹关怀备至，一手为他们操持了终身大事。甚至于正史上还记载说，长孙氏与李世民的婚姻，高士廉才是大媒。不管是不是媒人，高士廉抚养长孙氏是不争的事实。若干年后，唐太宗李世民仍然记得这位舅舅对结发之妻的恩情，将自己的女儿东阳公主嫁做了高家的儿媳。
对于初识人事的长孙氏来说，被亲哥哥赶出家门、在舅舅家寄居的经历，足以令出身高贵的她饱尝与身份不相称的人世冷暖。舅舅对她再好，也难以完全平抚敏感的少女内心深处孤苦无依、血亲纷争的痛苦。这对于她的成长和性格形成、乃至她以后所扮演的皇后角色都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大约在公元613年，高士廉履行了妹夫生前为女儿定下的亲事，十三岁的长孙氏出嫁了，成为十五岁的唐国公李渊次子李世民之妻。幼失慈父的长孙氏在多年寄人篱下的岁月之后，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面对“龙凤之姿、天日之表”“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文武双全的丈夫，一千四百年后的人们，似乎仍然能够感受到她心中满溢的幸福。然而，美满的婚姻也有不和谐的音符：长孙安业兄弟直到妹妹出嫁，也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悔过之意，他们一点也不在乎她在夫家的颜面。婚后的长孙氏只能以舅舅的家为“娘家”，她每次“归宁”的目的地，都是高府，她由衷地对舅父多年的养育之恩和长久照顾满怀感激。妯娌们的身后都有一个娘家做坚定的支持，长孙氏真正的娘家却抛弃了她；原本掌管家族内务又非常偏爱李世民、与长孙氏又有相当渊源的窦氏，则在李世民成婚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无法帮助年幼的儿媳。在纷繁的贵族大家庭里，长孙氏谨言慎行地生活着。
就在初为人妇的长孙氏某一次归宁舅家所居永兴里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异事，这事被郑重地记进了正史。据说，高士廉有个小妾张氏，她意外地看见在长孙氏所住的屋外，出现了一匹从未见过的大马，高达二丈，鞍鞯齐备，神采飞扬。一转眼间，这匹似乎从天而降的大马却又平地消失了。张氏大吃一惊，连忙将此事告知丈夫。高士廉遂命人卜卦，得《坤》之泰卦。筮人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牝马地类，行地无疆。变而之《泰》，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象》曰：后以辅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龙，《乾》之象也。马，《坤》之象也。变而为《泰》，天地交也。繇协于《归妹》，妇人之兆也。女处尊位，履中居顺也。此女贵不可言。”这神乎其神的事迹，就象李世民四岁时那位倏忽来去的书生一样，似乎预示着长孙氏注定将要母仪天下。
然而无论这神迹是否属实，摆在当时的长孙氏面前的，仍然是非同寻常的家庭生活。她虽然嫁给了一个卓绝出众的丈夫，却也同时嫁给了他从未平静过的生命历程。李世民与长孙氏这对少年夫妻的感情应该是深沉的。和长孙氏幼年丧父相仿，李世民也有早失慈母的伤痛。这伤痛直到他成为睥睨天下的帝王也没有痊愈，当着左右大臣的面仍然会失控痛哭。痛失慈母的少年李世民，一定曾经多次泪流满面，而为他拭去泪痕的都应该是小长孙氏手中的帕子。除了同病相怜的经历，李世民还与舅子长孙无忌自幼友善知己，也使人不禁联想：也许在出嫁之前，长孙氏与李世民这对未婚的小夫妻便已经开始鱼雁往来、诗书唱和。
青梅竹马的小夫妻并没有充分享受他们郎情妾意的新婚生活。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时的隋王朝已经迅速走向了终结，更因为渴望平静的长孙氏所嫁的，偏偏是一个胆略过人富于激情却又嗜好冒险、渴望建功立业的少年。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炀帝被突厥始毕可汗率兵围困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尚在新婚的李世民便应募勤王并崭露头角。李世民的军事天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而长孙氏则第一次尝到了丈夫在天边出生入死、生死一线之际，做为妻子却只能枯待消息而彻夜难眠的痛楚滋味。而这，只是一个开头，在他们共度的二十三年岁月中，成为了一个不变的模式。大业十三年，长孙氏的公公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李世民和父亲一起来到了晋阳（今山西太原）。冒昧揣测，长孙氏应该也在随行之列。太原只是长孙氏暂居之所，在这里，丈夫李世民带给她的冲击更大：他开始招兵买马，主动地投入了李渊开创天下的大业之中，并乐于充当先锋敢死队的角色。就在当年夏天，李渊起兵反隋，李世民成为唐军的右领大都督，统率右三路军，与大哥李建成所率的左军并肩作战，一路连克强敌，于当年十一月攻克长安。不久便建立了唐王朝。
唐朝初立，十九岁的李世民因军功被拜为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进封秦王。十六岁的长孙氏随即成为秦王嫡妃，开始了她迈向皇后之位的第一步。这时的长孙氏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不复当年的青涩。在三年婚姻与剧烈变化的时局的洗礼下，她迅速的成熟，而她与李世民的婚姻也在此时结出了果实。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十八岁的长孙氏生下了她与李世民的第一个孩子：李承乾。这也是李世民的第一个孩子，第一次为人父母的小夫妻对这个孩子格外喜爱，长孙氏对儿子的来到更是由衷欣慰。
只是，年青的秦王并没有始终守在身怀六甲、养育孩子的王妃身边。唐王朝根基未稳，李世民一直都马不停蹄地在外沐血征战、出生入死。李世民的性情与妻子截然不同，他酷爱冒险，在战事中一向身先士卒，而且偏好以一种孤胆英雄式的方式冲在最前面，亲身犯险、以极少胜极多是他的心头好。武德二年，刚做父亲的李世民曾在对刘武周十万大军的战事中，亲率数千精兵冲在最前面，一昼夜奔袭二百余里，沿途大小战数十合，三日不解甲。当这支数千人的队部最终在山西介休找到敌方的主力之后，不顾数日奔波饥劳就立即主动攻击，并且在两天内突破了对方的九道防线，歼敌至少一万三千人。而在这样的大捷背后，冲在最前面的李世民却和他的部下们一起，两天内只分吃了一头羊而已。
武德三年，李世民再次率军出征王世充。孤胆英雄式的事迹更是屡见不鲜。五百人对一万人、数十骑对数千骑……更惊人的是，他还乐于率少量轻骑主动挑衅对手，不但愿意应对百十倍于自己的敌人，还往往在身陷重围的时候命令部下先走，自己孤身殿后。武德四年，唐夏虎牢之战终于在这样一位秦王的策划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率领三千五百唐军，战胜了窦建德的十万大夏军，获虏五万余人。如此悬殊的比分，使唐夏虎牢之战几乎成了一个难解的谜。对于普罗大众来说，生于乱世是一种痛苦，然而对于李世民，乱世却是他随意举笔挥洒的一幅画轴。
李世民的体内有多少蓬勃的冒险因子，又有多少旷绝古今的好运气，是谁也解答不了的难题。另一个难题是：做一个这样男人的妻子、做他的孩子的母亲，需要一个女人付出多少难眠之夜和怎样的百转柔情……尽管她是一代名将、曾经“一箭双雕”的长孙晟的女儿，但当那个远方血海中不顾生死的男人是她和身边幼儿一生依靠的时候，她只不过是一位年仅十九岁的少妇。
唐夏虎牢之战后，李世民被喜出望外的高祖李渊封为：位于王公之上的“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玉璧一双、黄金六千斤、共邑三万户。他同时得到的，还有金辂一乘、衮冕之服、前后部鼓吹及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这已是帝王级的仪仗待遇。成为天策上将之后，李世民有了短暂的休养时间。他又重新拾取了经籍，锐意文学，开创了文学馆，广招饱学之士，以杜如晦为首的“十八学士”都于此时加入秦王府。李世民与这些饱学宿儒诗咏唱和，他的文学造诣也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还师从虞世南学习书法，成为书圣王羲之的嫡系传人。《全唐诗》并称他“诗笔草隶，卓越前古”“天文秀发，沉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李世民既有令将士折服的军功，又有风雅的文人之风，他不可能不成为太子李建成的眼中钉。
从唐高祖刚一举事，李建成就统领左路军并与李世民的右路军相互呼应的局面来看，这位大唐第一任太子也是一位卓绝的军事人材。然而他很快就离开了战场，这不仅是因为他做了太子，身系国本，恐怕也是因为太子掌军，对于同样雄才大略的高祖李渊来说，也是一种忌讳。然而没有建立功勋没有掌控军心并不是李建成的最大麻烦，这位人材最大的麻烦，是遇上了一个天才。而这天才，不幸就是他的亲弟弟。要说李世民一向都没有问津皇位的野心，那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没有野心为人内敛的将领，即使能够战无不胜，也绝不可能用得出李世民这种极富冒险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战法。当他的才能一次又一次被证实，越来越多的人被他所倾倒，愿意为之效死之后，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身边的人，都在不断地鼓动他向皇位继续迈进。
如是一天又一天，天策上将府与太子府之间的情势不可能不成水火。李世民多数时间征战在外，父亲和兄长的情绪都不在他能把握的范围内，更不幸的是，他还得罪了高祖的宠妃张氏尹氏。而李建成在这方面就比他要优势得多，高祖宫中的诸妃嫔，乃至掌宫女官尚宫、尚仪、尚服……等等，几乎都在他的笼络之中。而这样的事情，李世民和他的部将幕僚们是怎样也做不到的。对于这样的局面，秦王妃长孙氏都看在眼里，她非常清楚对于这样的宫闱运作，无论是出征在外的李世民，还是他留在上将府内外的家将文人，都帮不上忙。能担负这个责任的人只有自己这个王妃了。为了替丈夫挽回局面，使他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出征，长孙氏竭心尽力地孝顺李渊、恭敬诸嫔妃，尽力弥缝李世民与父亲之间的关系。
秦王妃的担子，越来越重了。不过，担忧丈夫出征、弥缝父子关系、生养儿女、熟悉丈夫的下属，并不是这个担子全部的重量。青年秦王在“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急管韵朱弦，清歌凝白雪。”随着战事的节节胜利、功名日隆，秦王府里各色各样的女人也越来越多了。事实上，李世民在成为天策上将之前，他的家庭生活就已经不仅仅是他和长孙氏两个人之间的事了。在武德二年长孙氏诞育长子李承乾后不多久，一位不知名的姬妾就又为秦王生育了次子李宽。李宽的生母出身卑微，而且似乎也没有得到李世民的爱情，勉强可以忽略不计。然而随即出生的第三子李恪生母，却令人无法回避：她是前朝公主、隋炀帝杨广的女儿，贞观元年册封后妃时，她可能被拜为“四夫人”之一的淑妃。——算起辈份来，这位公主该是李世民的表妹，自幼便应该有所来往，何况即使没有多少爱情，也有不容忽视的背景，她的出身甚至超越了嫡妃长孙氏。
接下来源源不断进入天策上将府的女子中，还有更不容忽视的重量级人物出现。她们的身份也许没有杨家公主显赫，然而她们毫无疑问赢得了（至少是曾经赢得了）李世民非比寻常的激情与爱恋。而他与她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爱情故事，都足以使现在的言情剧编者瞠目结舌。大多数进入秦王府的女子，都是因为美色或才名遐迩被选入的。如未来女皇武则天的表姐、隋朝上柱国燕荣之孙燕氏。李世民对燕氏是有感情的，因此贞观元年就封她为仅次于皇后的四夫人之一“贤妃”（后迁德妃）。但燕氏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入上将府时13岁，是以天生才女“艺文该博”，过目不忘的奇慧而被召入的。在入府之前，李世民并没有见过她。与燕氏情形相仿的，还有未来的昭容韦尼子，她也是被选入府的。李世民和她们的感情应该是慢慢培养出来的。
然而天策上将和他的另两位姬妾之间，却一定存在着天雷地火般的激烈爱情。她们是“四夫人”的另外两位：未来的贵妃韦珪、德妃阴氏。韦氏名珪，字泽。她是北朝名将韦孝宽的曾孙女、周骠骑大将军韦总的孙女、隋开府仪同三司郧国公韦圆成的女儿。光看这个家世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韦氏也是被选送的女子，何况被选送入府的韦尼子正是她的堂妹。然而韦氏本人的经历却使这个推测完全不成立。韦珪生于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7），至少比李世民大两岁。和李世民一样，隋大业年间她就已经成婚了。她所嫁的第一个丈夫，是隋户部尚书李子雄之子李珉（沉醉唐风的mlhl妹妹说，韦贵妃前夫与后夫的名字实在相映成趣）。婚后韦珪生下了一个女儿。隋大业九年（公元613），正当十五六岁的李世民在兴奋中迎娶他初婚的新娘长孙氏之际，韦珪的初婚却走到了尽头。就在这一年，杨玄感造反，李子雄参与其中。杨玄感兵败，李子雄与李珉父子双双被诛，家眷籍没。或者是因为韦珪的娘家实在非比寻常，她逃过了没为官婢的命运，带着女儿回到了洛阳娘家，小小年纪就开始了寡居生涯。
冷眼和寂寞中苦捱的日子，韦珪一过就是八年。武德四年（公元621），改变她命运的际遇随着东都洛阳被唐军攻克，而悄然来临。攻克洛阳的唐军统帅，正是二十二岁的秦王李世民。——获得了胜利又无人拘束的青年秦王，当然不会忘记领略繁华东都的仕女花颜。可不管怎么说，也不会有谁主动向他推荐一名世家寡妇。——然而，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契机，李世民却偏偏与韦珪相遇了。一见之下：“天情简素，禀性矜庄。忧勤絺紘，肃事言容。春椒起詠，艳夺巫岫之莲；秋扃腾文，丽掩蜀江之锦。”早已见惯世面的李世民竟对韦珪有惊为天人之感。于是，韦珪就被纳入了上将府。李世民对这位年长于自己的女子非常倾心，虽然她曾经是别人的妻子，虽然在武德年间她只为李世民生了一个女儿临川公主（武德七年即公元621生），但是贞观元年（公元627）四月一日，韦珪仍然超越除长孙氏以外所有为李世民诞育儿子的姬妾（甚至超越了皇三子李恪那位身为隋炀帝公主的母亲），被册拜为仅次于皇后的“四夫人”之首，成为韦贵妃。就连她与前夫所生的那个女儿，都被封为定襄县主，成为大将军阿史那忠的妻子。
贞观十年，长孙氏病逝，李世民再也没有册立新皇后，韦珪以贵妃的身份代行皇后职权，成为贞观后期的后宫统领。李世民对韦珪的过去采取如此统统无视的态度，除了浪漫而强烈的爱情，实在想不出其它的解释。与韦珪相比，德妃阴氏与李世民之间的爱情就更非比寻常。面对韦珪，李世民需要的仅仅是突破男性对女子贞洁的占有观念，面对阴氏，他需要放下的却是家族的死仇。阴氏的出身虽然赶不上长孙氏、杨淑妃，却也不比韦珪差。她的曾祖父是周时夏州刺史阴嵩，祖父是曾任周时上柱国隋时司空的阴寿。韦珪的曾祖父韦孝宽任隋军统帅，阴妃的祖父阴寿便是监军。然而这个履历表到阴氏的父亲这里却卡了壳。因为她的父亲是隋骠骑将军、张掖太守、武贲郎将、楼烦太守、左翊卫将军……这一堆头衔的后面跟着同一个名字：阴世师。
与隋朝皇亲老李家相比，阴世师虽然与隋皇室拉不上啥关系，却比李氏对隋王朝更忠心耿耿。然而阴将军除了率部与唐军作战之外，他在战场外所采用的手段却太贴切于他的姓氏了，这些手段最终将他推上了断头台。隋大业十三年，李渊在晋阳举兵叛隋，他事前便早已向不在太原的儿女们都发出了讯息，如平阳公主等人都相继离开了危险的居住地。然而就在奔往太原的时候，长子李建成却将异母弟弟李智云留在了河东。当唐军举事之后，年仅十四岁的李智云不幸被捕，押至长安，随即惨死在阴世师刀下。虽然称帝后后宫嫔妃又接连为李渊生育了十七个儿子，但李渊始终对李智云的夭折难以释怀。刚一称帝，李渊便谥封这位“皇五子”为楚哀王，武德三年又特旨将李世民的次子李宽过继给李智云。李宽不幸夭折后，李世民又于贞观二年再次为李智云过继了新的子嗣。——不难看出，李世民与李智云之间应该有相当的兄弟情谊。
阴世师与李家的仇到这里还不算大得无法解开，更糟的事情随后发生。就在李渊起兵后不久，阴世师把中国人所能想得出的最阴损的一招使了出来：查出了李家五代祖宗的下葬之所，毫不含糊地把什么“唐太祖”“唐代祖”统统掘坟暴骨。从此，阴世师与李渊父子们结下的仇，不但成了死结，而且还是灌了铜汁的死结。当然，阴将军似乎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和李家化解仇怨，他打一开始就死心塌地拱护杨氏天下。然而老天不打算照顾他，挖坟也没有破得了李氏的风水。掘墓的勾当干下没两个月，唐军就打到了长安城下。阴世师拒不投降（他也没有投降的余地），与隋朝刑部尚书卫文升、京兆郡丞滑仪一起死守长安。然而长安的城墙只给阴将军多延了一个月的寿命。当年十一月，长安城破，阴世师被斩首示众。相比阴世师挖坟杀子的狠辣，李渊的报复显得善良许多。阴世师虽然死了，他的女儿和幼子阴弘智却没有被斩草除根，只是被没为官奴婢而已。大约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少女阴氏由将军的小姐沦落为婢女，被分配进了天策上将李世民的府邸。武德五年，就在嫡妃长孙氏生下她的第二个嫡子、排行第四的李泰不久，天策上将府中的婢女阴氏为李世民生下了第五子李祐。
直到此时，阴氏的情形还可以用一般人的理解方式表达：就一般的情形来说，美丽的婢女无法回避主人的任何要求，而且往往也只是主人的玩物而已，即使生下儿女也只不过是副产品，不可能为她带来任何名份利益，更何况阴氏还是阴世师的女儿，她的身上承载了太多的恩怨情仇。李祐的诞生，甚至很可能会被认为是男方强势报复的产物。然而，当李世民成为大唐皇帝之后，他给予阴氏的名份，却从根本上推翻了旁人所有阴暗的揣测：阴氏，阴世师的女儿，成为“四夫人”中的德妃。李世民，阴氏，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家族死仇，最后却怎样成就了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曾有过怎样的激烈碰撞？这永远都将是一个谜。后人可以有足够的遐想，却永远也无法还原全部的历史。
面对男女感情的李世民，似乎也一如他面对生死战场一样充满激情，无所畏惧，我行我素。天策上将府的月光下，长孙氏美丽的眼睛透过丈夫的身影，都看到了什么，她该在想些什么……
无论做为一个女人的长孙氏心里有过多少百转千回，做为秦王妃的长孙氏都宽厚地接纳了丈夫给她带来的那个越来越大的家庭，对这个家庭中所有的成员，她都给予了包容和爱护。李世民的第六个女儿（后封豫章公主，生于唐高祖武德年间）出生不久母亲就离开了人世，这位姬妾没有留下姓氏封号，地位非常卑贱，但在她弃世之后，出身高贵的秦王妃长孙氏却毫不犹豫地抱起了哇哇啼哭的小女孩，亲自将她抚养长大，并从此“视若己出”。在安抚偌大个秦王府并且频频生育儿女的同时，长孙氏还不可避免地涉入了李世民与太子建成之间的夺嫡之战。经历了与丈夫十二年的婚姻、经历了与这婚姻同时进行的时事剧变之后，长孙氏虽然只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却早已见识非凡，她不但是李世民青梅竹马的妻子，更成为他能够无所不谈的知己，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总是共同进退。
在唐书后妃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公元626年的6月4日，精心安排的“玄武门之变”爆发。在这场翻转整个政治格局影响中国历史的政变中，李世民多年疆场锤炼出来的雄心壮志与狠辣无情都纤毫毕现，我们在这里不必做详细的解说。我们所关心的是，从记载来看，玄武门之变发生的时候，长孙氏并没有置身事外，恰恰相反，她自始自终都紧紧跟随在丈夫的身边。从长孙氏的对待政事的态度来看，她不太可能直接参与玄武门事变的谋划，但她毕竟是长孙无忌的妹妹，这个计划她终归是知道的。至少，在事变将要发生的时候，李世民没有隐瞒妻子，并且将她带在了身边。与其说做丈夫的希望长孙氏在刀光剑影中亲自出手（难道她是武侠小说中深藏不露身怀家传绝技的高手？），还不如说这是他的一种态度：成则上九重天，败则堕十八层地狱，无论生死富贵，都要和结发妻子共同面对。
令世人迷惑的一段帝后爱情，定格在玄武门边长孙氏出现的那一刻。这也是长孙氏一生之中，表现得与她“名将之女”出身最一致的时刻。
玄武门之变，伴随着一串残酷的骨肉相残镜头，宣告最后终结。李世民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当月他就被立为皇太子，并取得了“庶政皆断决”的权力。这只是一个过场。仅仅两个月后，高祖李渊就宣布“禅位”，二十八岁的李世民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长孙氏的身份，也随着丈夫身份的变化而变化。李世民成为太子，她就成为皇太子妃，当李世民成为皇帝，她也随即在他称帝的第十三天被册为皇后。这时还是武德九年，贞观纪元还没有开始，她才只有二十五岁。成为皇后，长孙氏所负的担子更重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猜想，无论她从前听说过或接触过丈夫的多少事迹，亲历玄武门之变、亲眼看见丈夫手刃兄弟的场面，长孙氏的感情世界也一定受到了相当的冲击。她对于自幼厮守的丈夫忽然展现出的权势手段，有着最直观的感受，她比他身边任何一个女人都更早更快地意识到，那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丈夫，而是一位皇帝，真真正正的皇帝。她知道自己和家族的一举一动从此成为世人目光所集，另一方面，无论丈夫展现出多少对自己的情爱，饱读史书的她似乎仍然不忘时时警告自己，无时或忘历朝皇后及后族宠极而衰的悲惨履辙。
当其它的同龄女人都以卿卿我我为满足的时候，做为皇后、太子的生母，长孙氏最大的愿望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从渴望夫妻恩爱转变为渴望尽全力维持皇族和后族的前景、渴望丈夫和自己能够善始善终，在史书上留下美名。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新任皇后的长孙氏所做的第一件、也是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劝兄长无忌辞却高官厚禄。长孙无忌自少年时起就与李世民结下了深厚友情，李渊刚一举兵渡过黄河，他就闻讯前往投奔，从此紧紧地跟随在妹夫李世民的身边四出征战，成为李世民的心腹死士。在玄武门之变和高祖“禅位”这两件事上，除了拿主意的李世民之外，就数长孙无忌是首倡者和主要谋士了。因此，李世民一登太子位，无忌便封授左庶子，一即帝位，无忌就升任吏部尚书，以拥立首功进封齐国公。
唐太宗李世民与无忌自幼亲善，对他非常宠信，不但允许他随意出入自己的寝宫，还想要立即封他为右仆射（宰相）。太宗将这个打算告诉了太座。没想到长孙氏的想法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她闻讯后立即屡次推辞，说：“我身为皇后，家族已经是尊贵至极，实在不愿意让兄****侄们满列朝堂为高官。从前汉朝吕、霍二后家族的先例，可为后人的切骨之诫。希望您不要让我的哥哥担任宰辅之职。”年青的皇帝也许曾认为，皇后会为自幼共度难关的哥哥有如此显职而高兴，所以才这样献宝似地将这打算说了出来，却没料到引来妻子如此的忧虑。他只得再三解说：“我完全是因为无忌的功劳和才干，才对他委以重任，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任命与‘重用后族’联系在一起。”总之，无论长孙皇后如何劝说，贞观元年的长孙无忌仍然高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
眼看丈夫是不听劝的了，长孙氏转而劝说自己的哥哥，要他推辞掌握实权的高位。事情的发展果然如长孙氏的预料。无忌任仆射没有多久，就有人向太宗上书，说这位国舅爷权势太盛，恐有不轨。李世民将这封奏章拿给无忌过目，并公示群臣，表示自己绝对信任长孙无忌的忠诚。
但这件事情却足以惊出长孙无忌的一身冷汗，引起长孙皇后更深的忧虑。长孙无忌终于听从了妹妹让自己辞官的意见。于是，在长孙兄妹轮番的苦求之下，李世民不得不在一年后改授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长孙皇后却仍然对外戚位列三公而心中忐忑，恳请舅舅高士廉再次向太宗请辞。为了排解妻子的忧虑，李世民发了这样一道诏书给长孙无忌：“黄帝得力牧，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为三王祖；齐桓得管仲，为五伯长；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无让！”接着，他又亲自做了一篇《威凤赋》，以志无忌的功劳。然而长孙皇后并未真正轻松下来。也许是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和家族绝不争夺权势爱宠的心迹，就在长孙无忌辞官的同一年，她做了第二件著名的事迹：主动为丈夫四处寻访佳人。
绝代佳人终于被找到，她是隋通事舍人郑仁基年方二八的女儿，见过她的人都认为世上再也难找能与她比美的女子。长孙氏立即向太宗建议纳郑氏入宫。
从快意少年的时候起，李世民就辗转于众多姬妾之间享受蜜意柔情，早已习惯了妻子那种似乎毫不介怀的温柔宽容，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因此听到郑女如此美貌的消息，他立即就响应了妻子的建议，欢欢喜喜地发下了册封郑氏为宫中女官的诏书，召她入宫。然而百密一疏（问题可能出在向长孙皇后提供消息的人身上），皇帝皇后都没想到郑氏自幼就已经许配了人家。皇帝皇后不知底细，宰相魏征却立刻打听了个明明白白。魏征立即就赶着去见太宗，义正辞严地给太宗训了一通话，要求他顾及声名，将郑氏送归她的丈夫郑爽。太宗得知竟有这样的事，非常吃惊，连忙召回颁册的使者。
然而以房玄龄为首的众臣（老房这回怎么忘了自家的醋坛子了）眼看太宗怅然若失的模样，都认为魏征是搅了皇帝的美事，闲事管得太宽。纷纷提出：颁诏册嫔乃是大事，怎能因为魏征的几句话就中途废止？另一边厢，陆家也赶紧表明态度，说自家与郑氏绝无婚约，皇帝想咋地都天公地道。有了陆家的声明，群臣就更起劲了，纷纷要求太宗重新礼聘郑氏入宫。太宗也不禁心旌动摇，将陆家的奏章拿给魏征看。魏征笑道：“陆家只不过是害怕重蹈太上皇情敌辛处俭的前车之鉴而已。”——原来，李渊有一名妃嫔，曾经是太子舍人辛处俭的妻子，李渊夺其妻后又因爱生恨，越看辛处俭越别扭，最后干脆将他降级外调做了县令。倒霉的辛处俭一生都活得胆战心惊，唯恐丢了性命。——一语道破天机，李世民立即表示自己绝不做这样的事情，并赶紧发下诏书自责，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郑氏虽然没能入宫，但我们可以想象，长孙氏为夫纳妾的事情不会就此终止。不过此后应该是一切顺利，所以史书也就忽略不提了。现在的人实在很难想象二十七岁的长孙氏是以怎样的一种心情主动为丈夫选取新欢的。虽然那是在一千四百年前的时代，但女人对爱情的思绪却都是一致的。何况她身上流淌着鲜卑族的血液，隋文帝的独孤伽罗皇后就是她的同族，更是她的表亲。
前面已经说过，长孙皇后早年曾受到异母兄长的虐待，他们的行径极大地伤害了她。然而当她成为皇后，她并未丝毫报复过他们，长孙安业一直稳稳地当到了监门将军。只是他始终心怀鬼胎，不敢完全相信妹妹的善意，最后竟然参与到刘德裕谋逆之中。事发之后，唐太宗决定将这位大舅子处以极刑。长孙皇后闻讯，立即赶到丈夫的面前，向他叩头痛哭，哀求饶恕长孙安业的性命。她说：“安业谋逆，万死无赦。然而他当年对我不慈爱的事情早已天下皆知，如今处他死刑，外人一定会认为是我趁机报复哥哥，这对皇上您的名声也是莫大的拖累。”太宗答应了她的请求，长孙安业免于一死。在平常的生活里，长孙氏非常节俭，服饰器物，都只是恰好够用而已。太子李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觉得东宫器物不足，要求增加，长孙皇后拒绝了，说：“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邪！”然而对于庶出的皇子公主，这位嫡母却照料备至，对宫中其它的嫔妃，长孙皇后也十分关怀，她们患病的时候，长孙氏都要带着最好的药品和食物亲自去看望。李世民的冲动脾气常会按捺不住发作并责罚宫人，每当此时，长孙氏都要设法拖延处罚，等皇帝气消了之后再慢慢为待罪宫人辩解。整个后宫在她的庇护下，从来没有谁受过冤枉的刑罚。后宫的女人孩子因此都对她满怀爱戴之情。
史书记载说，长孙皇后好读书，才学渊博，常与太宗对谈古今，对他深有启发。太宗深知妻子的见识才华，就与她谈论政事，她却从不在这种时候发表自己的看法。她真正对太宗的“进谏”，几乎都只在他做错事要惹祸的时候才发生，都是为了丈夫的江山社稷、为了帮助朝中直臣，她才会挺身而出，说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在这方面，魏征是最鲜明的例子。李世民一共有三十五个儿女，而长孙氏为他生育了其中的六个（三男李承乾、李泰、李治，三女长乐公主、晋阳公主、新城公主。但据《四库全书子部宋高僧传唐上都青龙寺法朗传》中记载：“龙朔二年，城阳公主有疾沈笃。尚药供治无所不至。公主乃高宗大帝同母妹也。友爱殊厚。……”也就是说，城阳公主也是长孙皇后所生，她一共生育了七个孩子。）
做为皇后的嫡出长女，长乐公主得到了太宗特别的宠爱，当她出嫁时，太宗下令为女儿准备倍于妹妹永嘉长公主的嫁妆。嫁妆还没备好，魏征就得到了消息（老魏头在管皇帝闲事方面格外得心应手，就象有顺风耳的一样）。他马上跑来进谏，太宗只得收回成命。回宫后，他带着歉意将这件事的经过告诉了妻子。长孙听了非但不埋怨，反而说：“我与陛下是结发夫妻情义深重，每次要说话时仍然要察颜观色，不敢轻易冒犯陛下的威严。如今魏征身为外臣，却能不顾自己的安危犯颜进谏，实在是难得的贤臣。常言道‘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希望陛下详查。”随后，她又赐给魏征钱四百缗、绢四百匹，并传话说：“早已听说您的正直，如今才终于见到。希望您继续保持这样的心地情操不要变易。”
魏征实在是个不会看领导脸色的部下，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当面让太宗下不来台。有一次，太宗实在是被他顶撞得气愤不过，退朝之后恨恨地对皇后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那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谁是这个乡巴佬啊？太宗咬牙切齿地道：“魏征这个家伙，总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羞辱我！”长孙皇后听后返回自己的宫中更换朝服肃立于庭中向太宗行礼。太宗惊问原故，长孙答道：“妾闻主明臣直。如今魏征如此耿直，自然是因为陛下你已为明君。我怎能不向陛下道贺。”长孙以她的睿智和对丈夫的了解，轻轻的化解了太宗的怒气，既救了魏征，又令太宗明白直谏之臣的可贵，也加深了夫妻间的感情。长孙皇后所做的这些，即使你认为她是在做秀，是在故示大度，她也还是做了，而除了她，再也没有其它的皇后做到过。长孙氏所做的这些，是在做表面文章迷惑世人，以图巩固后位，方便自己做太后并为所欲为吗？答案：不是。那一年，正当盛年的李世民忽然身患重病，累年不愈，几度危殆。长孙氏虽然贵为皇后，仍然昼夜不离地侍奉着自己的丈夫。在细致入微地照顾丈夫的同时，她飘飘的衣带上时刻都系着毒药，当毒药被丈夫发现之后，她平静地解释：“若有不讳，义不独生。”
——长孙皇后的毒药，映照着她的心境，与她的丈夫不惜带着可能是个拖累的她齐赴玄武门之变的那一刻遥相呼应。
史书上的长孙氏，总是那么的端庄慈祥，雍容华贵，似乎她生来就是这么个庙堂泥胎的“娘娘”模样。总算她留下了一篇诗歌，使我们能够看到大唐皇后巍巍母仪下的另一面。“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艳质动春情。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那个桃花映照下美丽非凡，毫不掩饰情愫的怀春女子，才应该是真正属于长孙氏的形象吧。只是在这世上，只有李世民才明了那份“出众风流”有多么流光溢彩。
在她端庄无妒的皇后风仪下，仍然是一份鲜卑女子特有的固执爱情。只是她的表现方式，与独孤伽罗那么的不同。与其说她善待宫妃儿女纯是因为天生的善良体贴，不如再浪漫一点说她爱这个男人到了极处，甚至于宁愿委屈自己，也要让他尽情地随心所欲。（不要跟我说什么因为他是皇帝，她不得不忍耐的话，因为早在少年初婚时，她就已经开始这样迁就他了）。煌煌史册，唯有那颗毒药令人晕眩地展现了一次长孙氏深入骨髓的痴情。只可惜，面对那颗沉重的毒药，史书却非要说，那是因为长孙皇后不愿让自己重蹈吕后覆辙，所以打算提前解决自己，“以绝后患”。官方的神来之笔，实在令人哭笑不得。一对自幼结发的夫妻，在丈夫似乎将要走到生命尽头、妻子甘愿以身相殉的时候，（即使他们是皇帝和皇后），又怎么可能以这样的官腔表白心迹？！
然而，长孙皇后的这颗毒药没有得到派上用场的机会。太宗康复后不久，长孙氏就病倒了。长孙所患的病，是多年旧疾“气疾”（哮喘、肺病）。用中医的观点，这实在是令人无法轻松的疾病。肺主气主悲，气不畅则郁闷焦虑夜不能寐。就算不发病，人也常有心思缜密多愁善感的倾向。然而就是这样体质的一个女人，却自幼丧父、寄人篱下。虽然长大后她找到了爱情，偏偏爱上的男人是李世民。幼年的不幸似乎只教会了她善待别人，却偏偏没有学会善待自己。嫁给李世民二十三年，是八千多个日子，她究竟又能有几个轻松安眠的夜晚？多年压抑的情绪，只会将她的旧病越积越深。贞观八年，在生育最后一个孩子新城公主前后，潜藏已久的病魔终于发作，并迅速吞噬着长孙氏的生命。尽管已经抱病在身，长孙氏仍然念念不忘她的皇后职责，随后的日子，唐王朝的宫廷内部也大事不断：贞观九年，太上皇李渊病逝，贞观十年初，太宗诸弟诸子徙封……于是她的病就始终辗转反覆。
最后，在一个深夜，她强撑着陪太宗出宫视事，风寒侵袭，病情迅速加重，医生也束手无策。皇太子李承乾只得想别的办法：“能不能大赦天下，再多度人入佛道，祈求神助？”长孙氏拒绝道：“生死有命，非人力所能变易。如果行善可以延寿，我自问一生也从未做过问心有愧的事；如果无效，又何必妄求福报？大赦是国家大事，你父亲也从来不参与佛道之事，实在不必为了我一人擅动天下法度，更不能让皇帝做他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李承乾无奈，只得把母亲的话转述给了左仆射房玄龄，房玄龄又将此事转奏太宗。长孙皇后的话使众臣都嘘唏不已，纷纷请求太宗大赦并礼佛。太宗统统照办并亲力亲为。消息传到长孙氏的耳中，她反复地要求太宗不要如此，太宗只得中止计划。
长孙氏的病，终于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然而弥留之际，她最担心的仍然不是自己的性命，而是获谴重臣房玄龄的遭遇前途，对太宗说：“玄龄事陛下最久，一向小心谨慎，大小奇谋秘计他都有份参与，却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泄露过，实在是忠心耿耿。如果不是极大之罪，陛下就一定不要亏待他。”随后她又说：“对于我的家族，要想保全他们长久，就一定不能让他们掌握权要，给一个散官闲职就行了。至于我自己，活着无益于世，死了就更不能耗费世间资财。只须因山而葬，不起坟，不用厚重棺椁，以木器陶器陪葬即可，再举行俭朴的葬礼。还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言，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殁于九泉，诚无所恨，亦是陛下未忘妾也。”贞观十年六月二十一日，长孙皇后逝于立政殿，享年三十六岁。五个月后，唐太宗将年轻的妻子下葬于昭陵，谥“文德皇后”。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当年那副卦中的短短八个字，包含了怎样的含义，需要怎样的睿智、情操和牺牲精神，才能将这八个字写完。然而长孙氏短短的三十六年人生，却近乎完美地成为这八个字的诠释。
长孙氏死后，太宗在遗物中发现了她亲手编纂的《女则》十卷。《女则》没有流传下来，根据记载，这部书中的内容，是采集古代女子卓著的事迹总汇，是长孙皇后平日翻阅以随时提醒自己所用，与班昭所著的《女诫》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在她生前，即使是她的丈夫都没有见过这部书。太宗手持妻子生前的著述，睹物思人更增哀伤。长孙皇后生前，太宗虽然与她有结发深情，却仍然不免辗转于诸妃之间。似乎直到妻子彻底撒手人寰，拿到那部被翻阅得已显陈旧的《女则》，太宗才完全地触动，发觉自己失去了怎样的无价之宝，才明白自己曾经让她经历了怎样的冷清孤单。长孙氏在丈夫的思念中，日复一日地完美无瑕。所有活着的女人，都敌不过死去的她。
长孙氏去世前，太宗的女人们先后为他孕育了二十一女十三子。长孙氏去世后十三年间，后宫孕育的孩子却只有一个，而且离长孙氏之死也起码有六七年了。似乎正当盛年的李世民感受男女欢爱的激情，都随着长孙氏一起逝去了。太宗从此再没有立后。新唐书上说太宗曾经想立巢刺王妃杨氏为后，实话说我颇不以为然。当然，巢刺杨氏确实也不寻常处：她就是长孙氏死后，太宗后妃中唯一一个生育了孩子的女人。得宠应该不成问题，但她曾经是太宗的弟媳，一直在后宫也没有得到什么可说的位次，两唐书都只称她为“杨氏”而非“杨妃”。因此太宗是否真有立后之举实在大有疑问。更何况她为太宗生的儿子还被过继给了她的前夫巢刺王李元吉（新唐书是高宗李治操办的过继事宜），就这更看不出分厘曾想要册她为后的迹象了。
又有说隋炀帝公主也有议后之事的，这个倒也不是不可能。不过我也不太同意。说杨公主所生的皇三子李恪得太宗欢心是可以的，由此推论太宗也一定要立其母，就说不过去了。何况，即使在同样的说法中，往往还有一句：由于长孙无忌反对，李恪终于败给了长孙皇后的幼子李治，太子梦破。太宗后期对长孙无忌多少是有些纵容的，只怕与思念亡妻也很有关系。若不是那二十三年夫妻情深垫底，长孙无忌真能够阻挠更改得了李世民的意志？反正我是不全相信的。李世民不立新后，最大的理由只能是他始终难忘长孙氏。（长孙氏三年丧满，太宗宁可让韦贵妃权掌后宫，都不愿立即封后，似乎还有另一种可能：他不愿意立出身高又有儿子的新皇后，他或者觉得只有长孙氏才是他的妻子，长孙氏的儿子才有权力取得他的天下。）
长孙氏死后，皇宫中的家务都由韦贵妃主理。然而皇家内务却始终无法恢复长孙在世时的井井井有条，皇家子女的教养也大出偏差。令太宗伤心头痛的事情接踵而至。第一个大麻烦是阴德妃所生的儿子李祐惹出来的。李祐长大后被封为齐王、齐州都督。当他年纪渐大，开始有能力参与内外事宜后，那个逃过劫难的阴妃弟弟阴弘智开始引诱外甥：“你兄弟太多，皇上驾崩后，你要是没有死士自卫恐怕是不行的。”李祐深以为然。外甥松了口，阴弘智就将早已栽培好的候选人一一推荐过去。李祐信之不疑，将所有的事宜都交待给了舅舅。在阴弘智的一步步诱导下，贞观十七年，李祐终于发动了叛乱，事败被诛。有人猜测，阴弘智的叛乱图谋，很可能要一直上溯到阴世师被斩首的那一天，他是在为父亲报仇兼实现自己的政治企图。
唯一的儿子死了，被自己的亲舅舅坑死了。可怜的阴德妃失去了依靠。虽然太宗仍然顾念旧情，仅仅是将其由妃降级为“嫔”，并没有过多的追究她，但是晚年丧子和亲人背叛的苦痛却也足以击溃阴氏的精神。她暮年的人生令人不忍多想。随后的大麻烦，却是长孙氏的儿子李承乾李泰引出来的。母亲在世时，李承乾还算是一个聪明识大体的好儿子，太宗也很放心让他监国。但母亲去世之后他没有了约束，父亲又实在不懂得引导儿子的方法，叛逆期的承乾日益变得不象样子。同样变得不象样子的还有李泰，这个少年时好学孝顺的嫡次子也越来越野心勃勃，可劲地挑拨父亲与大哥的关系。承乾渐渐与李泰势不两立，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性命，他打算暗杀李泰，并提前夺取皇位。
听说李祐叛乱失败，李承乾情不自禁地拍着脑袋讥笑道：“他离那么远怎么造得成反？象我这样住得靠近内宫，举事才能成功。”这话很快走漏。太宗命长孙无忌领众臣调查案情，掀出了李承乾联合汉王李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洋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等人谋反，还曾经想要暗杀弟弟李泰的事来。——李承乾随后被废为庶人，幽禁两年后死去。太宗对寄予厚望的嫡长子竟落得如此下场十分感伤，以国公礼为其举殡并废朝，对承乾的两个儿子也授以官职。李承乾事败后，李泰满心以为自己将要继任太子，甚至还出言恫吓弟弟李治，说他与造反的李元昌关系好，将被牵连。谁知李治年幼胆小，竟向太宗出言哀求，太宗恍然大悟，向李承乾询问底细。承乾遂向太宗控诉，说自己本无异想，只是被图谋夺嫡的李泰所逼，不得不谋划安身立命的办法，这才上了不轨之徒的大当。
太宗听后，既恨且怒，下令将李泰也囚禁起来。这个时候的太宗有没有想到过自己兄弟相煎的过去？然而面前是长孙氏和自己的儿子，他一个也不舍得杀。阴妃的儿子和兄弟李元昌的叛逆就更加重了这种打击。以至伤心透顶的太宗竟然当着大臣们的面寻死觅活起来。当众人七手八脚地冲上来救驾的时候，他说出了心里话：只有立嫡幼子李治，才有可能在未来保全承乾和李泰的性命。——有一种猜测，说李世民知道李治排行第九，不管才干年纪都很难使众臣甘心让李治做继承人，这一场寻死，固然是内心伤痛，只怕也是他为了扶立长孙氏之子而有意为之。
最后，长孙皇后的最幼子、十五岁的李治晕头转向地当上了皇太子，他就是未来的唐高宗皇帝。新太子确立五年后，唐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五十三岁的唐太宗李世民病逝，与长孙皇后合葬昭陵。（临终前的李世民仍然念念不忘地叮嘱，长孙无忌是皇后兄长、第一功臣，不能让任何人伤害他。）太宗去世后，充容徐惠思念成疾，拒绝医治，表示但求速死，期望早日跟随太宗而去。第二年，二十四岁的徐惠就离开了人世。唐高宗将她追封为太宗“贤妃”，按照她的遗愿陪葬昭陵。
徐惠长眠在昭陵石室。这个位置与太宗的结发妻子长孙氏一样，都在陵山主体内。除了长孙皇后，从未生育过一男半女的徐惠是离太宗最近的妃子。再也没有其它的女人得到这样的待遇，即使是执掌后宫多年的韦贵妃也未能如此。徐惠的落葬地点，一定是高宗李治和长孙无忌共同的决定。眼看徐惠为太宗许下殉情心愿的那一刻，他们的眼前，也许都恍惚看到了十几年前身藏毒药的长孙皇后。让这个如长孙氏一般挚爱李世民的女子永远陪伴在他的身边，是对徐惠最好的怀念。也许是有感于徐惠的聪慧痴情，她成为和长孙皇后一起载入正史后妃列传的唯一一位太宗妃嫔。
太宗死后，韦贵妃被封为纪国太妃，随儿子纪王李慎迁居藩地。燕德妃被封为越国太妃，随儿子越王李贞居藩。高宗麟德年间，两位太妃都随从高宗往泰山封禅。韦太妃不幸于麟德二年（公元665）九月二十八日病逝于随高宗登泰山封禅的途中，享年69岁，陪葬昭陵。燕太妃则一直登上了泰山，并次于高宗皇后武则天主持终献，成为中国封建史上稀有的几个能够参与国家最高级别祭祀大典的女人之一。咸亨二年（公元671）七月二十七日，燕太妃逝于郑州，享年63岁，也陪葬昭陵。“四夫人”中的最后一位，即推测中的隋炀帝公主杨淑妃，她的命运轨迹如何终结却始终找不到痕迹。假如太宗死时她还活着的话，应该会依例被封为太妃并在儿子李恪的身边定居。然而她不幸养育了一个极有声望的儿子。李恪是她的骄傲也给她带来致命一击。
永徽四年春天，高阳公主谋逆事发，长孙无忌将吴王李恪陷为同案犯。李恪死于非命，四个儿子均被流放岭南。家破人亡之后，杨太妃不知所终。在《唐会要》所记载的昭陵陪葬名位中没有她，实际中的昭陵考古也至今没有寻找到她的墓葬。亡国公主的传奇人生，就这样没有了结局。
在昭陵的考古发掘中，有一个令人难以忽略的细节：去世时年已六十九岁的太宗贵妃韦珪，仍然牙齿完好，身高将近一百九十公分。南北朝时期常有身高两米的帅哥横空出世，再加上史书对李世民的描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嗯，想象一下，天可汗唐太宗李世民该有怎样的气势与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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